西門紅樓魔力工作坊

文／陳韋臻

攝／蕭雅倩

做一個有用的人，對我們年輕人來說，究竟意味著什麼？

咖啡店打工時薪一百，好高好高，比最低薪資還多半包科學麵；夢想的設計公司，光鮮亮麗踏著東區街道去吃飯，每天熬夜爆肝為商業體制犧牲奉獻；乖乖聽爸媽的話當老師，打一下學生三十萬塊，一年薪水也不夠賠；高科技產業過勞死連連，聽說隔壁廠還生產污染血汗手機，老闆賺得好開心。生氣的年輕人問：我的未來怎麼辦？！我們可以提著啤酒上樓到師大小公園尿尿，但不會因此而有答案。如果有人還不想改變世界，有沒有至少一些些拒絕體制的可能？

郭以寬與黃妙貞是一對夥伴，與另一個室友合租一個月一萬二的舊公寓五樓，夜間我來訪時，她們正將房中兩張書桌合併，在記事本和明信片印上自製的版畫，顏料、書籍跟紙張與一隻小黑貓肆虐房內，靠窗有一張單人床是她們棲身之處。

第一次見到她們，是在一個市集上，郭以寬一人蹲踞在攤子後方，方布上擺滿許多版畫印刷封面記事本，粗放的線條勾出半抽象的圖樣，刷色的沾染有著引人的手工觸感，我蹲下，揀選了一陣，郭以寬才緩緩直了上身正視我的存在。我挑了兩本：裸女跟瘋狂小人，最後發現錢不夠，郭以寬擺擺手說，妳身上有多少就給我好了。

她們倆是在畫畫教室認識的，彼時郭以寬在當哲學系學生兼任無薪助教，黃妙貞則在廣電系畢業後，當過攝影助理、商業設計，有空時一陣一陣地跑去學畫。二七、二八的年紀，倆人在去年開始一起用版畫創作，並四處擺起小攤子生活。第一場召喚倆人一同參加的市集，是去年的灣島音樂季，她們倆印刷了一堆版畫打算到灣島擺攤，結果音樂季竟突然喊卡，望著一堆不知何處去的版畫，倆人邁出下一個步伐，四處參加創意市集；也因著銷售成績的低迷，開始調整成品的使用價值，找紙廠、看樣、找人裝訂，產出筆記本與明信片商品。妙貞笑著說，最開始三個月總共只有八千元收入，連名片都是每週手工印刷，後來開始嘗試買市面上的筆記本，再重新印製封面，改版到現在厚厚的線裝筆記本，終於在今年四月達到「倆人三萬元的收入」，成了名符其實的台北貧窮青年的同時，卻也豐厚了自身的成就感。

回憶起曾經在紅樓擺賣版畫的經驗，「一天四、五百」根本打平了租金，就在打算退出紅樓時，當時負責紅樓創意市集的台灣藝術市集協會，希望倆人真正手創的作品能夠繼續留下，提供了不收租金的條件，她們才繼續苦撐一陣子。半年過去，她們原本品牌名稱「真是累啊～」，改名「沾手」，除了產品的調整，色系也跳出以往的晦暗，以前擺創意市集認識的朋友開店而出現產品寄賣的機會，直到最近某次擺攤時一天八千元的進帳，郭以寬結論是「我有洗澡、睡眠，讓人敢靠近，加上天氣好、攤位少、連假、明星拍片跟樂團表演」（根本只是把特殊情形一一列出！），因此可以達到這樣的成績。

「最高兩人三萬元的收入」，究竟如何在台北生活，待過設計業的妙貞說，其實餓不死，只是不會有生存之外的消費，「但我們常會跟朋友間以物易物的行為，拿我們自己的筆記本，去換別人的手工物品，像是手繪石頭或項鍊。」一到兩週的印刷生活、有靈感就在不同材質上雕刻版畫、每兩週到寄賣的店內補換貨、到處參加市集擺攤、夜間與朋友喝醉，隔日早晨再上工。這一種生活，她們覺得不只是相信，更是信仰，信仰自己在做的事情，這種生活「理所當然地過得很好」。

一個台北叛逆小孩，父親建築師、母親退休老師，重考兩年大學延畢，一畢業就開始靠刻版畫製作商品，父親還拿過「一捆錢」給她，結果被她拿去裝訂筆記本；一個嘉義乖小孩，父親在鐵工廠、母親在成衣加工廠，考上政大，待過不同職業後，選擇她口中「比較任性」的生活，雙親都覺得她在「扮家家酒」。可能有人會分析手工產業總在經濟蕭條後大為興盛，有人認為年輕人倘若要拒絕麥當勞打工或一般體制內工作，這是唯一的出路，而我想說的只是，如果這種體制就是台灣年輕人「身處其中」的環境，有人還是願意用他/她們所能的方式，拒絕，而且非常認真地在拒絕的過程中試圖創造－無論你/妳是否認為這是逃避或墮落。